从周恩来与基督教界民主人士的3次谈话说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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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950年5月2日，周恩来总理在政务院接见了吴耀宗、刘良模、邓裕志、崔宪祥、王梓仲、涂羽卿及江长川等7人。吴耀宗首先向周总理报告了基督教的一般情况及遇到的各种困难，恳请政府帮助解决这些问题。对于吴耀宗所言的教会各种困难，周恩来解释说：“近百年来基督教传入中国和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联系着的。基督教是靠着帝国主义枪炮的威力，强迫中国清朝政府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而获得传教和其他特权的”，所以，“中国人民对基督教曾产生一个很坏的印象，把基督教叫作‘洋教’，认为基督教是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分不开的，因而也就反对基督教”。周恩来紧接着指出，为防止美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进行破坏活动，中国宗教团体应该“把民族反帝的决心坚持下去，割断同帝国主义的联系，让宗教还它个宗教的本来面目”，也就是说宗教界自己应该发起一个民族自觉运动，把近百年来同帝国主义的关系加以清算。谈话间，周恩来并没有讳言宗教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区别，但声明政府并“不搞反宗教运动”，“只要求宗教团体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肃清帝国主义的影响”，以“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因时间关系，双方提出约期再谈。
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总理在这次谈话中提到了“三自”（即自治、自养、自传）的原则。谈话后不久，吴耀宗说：“当我们把基督教二十几年来所提倡的自治、自养、自传的理想告诉周总理的时候，他不但表示赞同，也表示嘉许，认为这是基督教今后必须遵循的途径。”又据参加谈话的刘良模回忆，当周恩来“静听我们各人提出来的教会的困难和要求”后，“坦率地对我们说中国基督教的困难是因为它过去曾经被帝国主义利用，所以基督教和人民群众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中国基督教为什么不能也站起来，办自己的教会呢？”在座的崔宪祥就说：“对啊!好久以前，我们基督教中间曾经主张由我们中国基督徒办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周恩来听后充分肯定了崔宪祥提出的“自治、自养、自传”原则，认为这一原则可以消除“中国人民与基督教之间的鸿沟”。
5月6日，吴耀宗等人应周恩来之邀第2次赴政务院进行座谈。周恩来在谈话中进一步强调：“基督教最大的问题，是它同帝国主义的关系问题。中国基督教会要成为中国自己的基督教会，必须肃清内部的帝国主义的影响与力量，依照三自(自治、自养、自传)的精神，提高民族自觉，恢复宗教团体的本来面目，使自己健全起来。”周恩来还明确指出，虽然“中国人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是现在的中国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并非基督教国家，因此“传教是要受到若干限制的。在土改新区，在乡村，最好慢一点。东北是我国的一个新国防区，在教会同帝国主义的关系没有搞清楚的时候，在基督教还没有成为完全是中国的教会的时候，不要去增加复杂性”。至于外国传教士和捐款问题，周恩来指出：“我们不再请外国传教士到中国来”，“已经在中国的外国传教士”，政府“并不马上要他们走，他们可以等到双方合同期满再走”；基督教既然清算同帝国主义的关系，经济方面“就不应该再向外国募捐”。第2次谈话后，吴耀宗与同道们对《关于处理基督教问题的初步意见》进行修改，于11日易名为《中国基督教今后努力的途径》，并呈送给周恩来审阅。
5月13日晚11时，周恩来第3次约见吴耀宗等人。在这次谈话中，周恩来首先肯定了两星期以来双方以诚相见、彻底交谈所取得的成效，然后指出：“唯物论者同唯心论者，在政治上可以合作，可以共存”，双方合作、共存的基础就是《共同纲领》。周恩来接着谈到，“根据《共同纲领》的要求，我们必须在宗教界肃清帝国主义的影响。这不是谁来约束谁，我们大家都有这个责任”，而且“宗教界人士参加这个反帝爱国运动是有好处的”，因为“诸位在政治上站稳了脚跟，便毫不会受到歧视，只有这样才是出路”。针对教会人士的忧虑，周恩来重申政府不是要消灭宗教，只是要把“宗教界的害群之马、极少数走狗、犹大，清除出去”，并告诉大家：“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它还是有宗教的”，更何况中国。最后，周恩来希望“大家团结起来，争取主动，解决问题，使基督教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观感一新”。这次谈话持续了4个半小时，次日凌晨3时半才告结束。事后吴耀宗回忆：“周总理态度非常公允，双方兼顾，令人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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