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基督教选举的宪政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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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中古基督教选举是指教众、修士或教区代表，根据自己的意志，遵循相关原则、程序，选出主教、修道院长和教皇等教会管理者的行为。在选举过程中，职位所涉及之人的同意是候选人当选至关重要的条件。这蕴含着民主参与和权力制约的宪政基本原则，为世俗选举提供了有益借鉴，培育了西方政治选举文化，具有重要的宪政意义。教会选举是研究中古教会宪政的重要途径，理应得到宪政史研究的重视。

　　关键词: 宪政；宪政史 ；选举；教会选举；共同同意；中古基督教

　　中古基督教[1]选举是指教众、修士或教区代表，根据自己的意志，遵循相关原则、程序，选出主教、修道院长和教皇等教会管理者的行为。在选举过程中，职位所涉及之人的同意是候选人当选至关重要的条件。这蕴含着民主参与和权力制约的宪政基本原则。教会选举是研究中古教会宪政的重要途径，理应得到宪政史研究的重视，然而国内学界对此仅略有涉及[2]，尚需系统分析和探讨。鉴于此，本文拟从史实出发，讨论教会选举理论之传承、选举制度之演变及其宪政之意蕴。

　　一、选举理论之传承

　　基督教会选举理论源于早期民主管理实践，发展于主教制度形成时期，于教皇革命后臻于成熟。

　　基督教草创时期，艰难的生存环境，要求执行民主管理来团结教众和扩大教会影响，所以在基督教会内部，凡是遇到重大事件，就需要教众一起协商，决策。这样的商议屡次出现后，便在基督教会中形成了凡涉及教会整体利益的决策，须经诸教徒“共同同意”的惯例。教会管理者的遴选涉及教众利益，因此必须遵守“共同同意”循例，并通过大家“选择”的形式表达。这样选举就应运而生，“共同同意”也顺理成章地成为指导教会选举的理念。该理念源于教会生活，教众对此习以为常，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形成集体无意识。此时期的选举观念是教会公共生活的规范和准则，并非针对选举一端，也尚未“概念化”，选举案例是传递这种观念的载体[3]，该时期的选举理论尚处于萌芽状态。

　　任何社会组织在发展之初，大都实行民主管理方式，但随后，集权趋势通常会逐渐加强，要求成员“共同同意”后再决策的民主成分就会随之减弱，甚至销声匿迹。然而在基督教的发展过程中，教众“共同同意”的选举理念不但没有随着集权发展而削弱，反而在集权过程中得到逐步发展和完善。

　　教会的第一次集权发生在主教制形成与发展时期。在此阶段，主教逐渐揽取了教区内的诸多权力。同时，选举理论也走出混沌状态，有了清晰明确的表述。一般，“众多的人聚集在一起，往往会发展出一种几乎无可抗拒的专制主义倾向，不管这是一个人的专制还是多数人统治的专制”[4]。基督教会的发展也不例外。随着教会的壮大，为了应对险恶的外部环境和多发的内部争端，基督教会不自觉地求助于集权，“专制”的主教替代了民主的集体领导。与之相适应，宣扬主教集权的理论也应运而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早期教父——迦太基主教奚普里安(Cyprian)的论述。他从神学的角度论证了主教管理权威的正统性。奚普里安宣称，由于主教的灵性来自使徒，而使徒的灵性又来自基督，并且这一传递是不间断的，因此可以说，主教的灵性就来自上帝。这就将主教与上帝直接联系起来，主教的信仰权威直接来自于基督，世间难有望其项背者。接下来，奚普里安将主教信仰权威转化为管理教会的权威。他宣称，只有主教是教会的支柱，才能有效保护教会的圣洁。因此，主教应集教会权力于一身。为了强调主教的地位，他认为主教本人就是教会，主教在哪里，教会就在哪里；任何人不与主教在一起，他就不在教会里。奚普里安的理论是教会集权需要的产物，也适时地推动了教会集权的发展。显然，按照奚普里安的理论，教会的管理权来自基督，而不是来自教众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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