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丁光训主教一生：伴随中国基督教跌宕起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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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虽高，丁光训却不时反求诸己。如谈及极左路线，上世纪80年代时丁光训就曾说：“我是这条路线的受害者，但在一些问题上，我也不是没有接受这条路线的影响……现在我在神学院，在教会，在社会，都尽我的力不让‘左’的东西继续害人。我求神悦纳我这一忏悔的表现。”
这方面，丁光训的贡献体现于“第三次鸦片战争”上。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一语，在1949年以后成为中国社会对宗教的判断，被写入中学政治课本。上世纪80年代，中国宗教学术界为这句话进行了长达十年的论战，后被戏称为“第三次鸦片战争”。丁光训是此次论战的主将之一。
丁光训一方主要为上海、南京等地学者。其论战对手，主要是地处北京的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几位学者。故此次论战也被称之为“南北战争”。北方学者坚持“鸦片论”是“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理论基础、理论核心，是研究宗教问题的根本立场和指导原则。”南方学者并不否认这句话出自马克思的著作，但指出在翻译中忽略了上下语境，甚至有翻译错误。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马克思的话因被列宁引用，也被广泛翻译为“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烟”。南方学者考证出，马克思的原话是“鸦片”，“鸦片烟” 是德语、俄语、汉语之间多次转译后的误译。因为在马克思撰写《〈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时，“鸦片”是镇痛的药品，一般穷人消费不起，故而只能在痛苦时转向宗教。而“鸦片烟”则是毒品，由“鸦片”提炼而成。事实上，药品和毒品之间有巨大区别。然而，因为中国的特殊历史和汉语的模糊，“鸦片”与“鸦片烟”时常混用，其背后是惨痛的历史记忆。于是，信教类同于吸毒，宗教领袖与毒贩无异。
丁光训等学者更考证出，早在马克思之前，已有十几位学者将宗教比作“鸦片”(不是“鸦片烟”)。而马克思只在青年时代提到“宗教是鸦片” 一次，后来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还说过：“每一个人都应当有可能实现自己的宗教需要，就像实现自己的肉体需要一样，不受警察干涉。”
据此，丁光训撰文说：“把这句话说成为马克思的首创和发明，马克思在天有知，会感到不好受的。说它一语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核心，这在理论工作者不仅是一个不幸的常识性错误，而且是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降低到资产阶级知识界和宗教界开明学者早已达到的水平。”
此后的论述更为辛辣。《丁光训文集》中有这么一句话：“毛主席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说：‘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妙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力气地包医百病。’这句话在今天还值得重视。”
上世纪80年代末，“第三次鸦片战争”逐渐平息。90年代以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仍有出现，但“烟”字再不见踪影。此次论战，客观上也推动了宗教学和宗教哲学脱离政治和意识形态困扰。“宗教是文化”“宗教是社会文化现象”等观点渐被更多人接受。
因信称义和爱
上世纪50年代初“三自”运动兴起，至少与基督教、天主教的本土化、中国化努力有关。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曾将中国的三自运动与英国圣公会脱离罗马教廷、宣布自立相提并论。如抽去种种外在因素，这一比喻自有其合理性。
1980年起，丁光训任“基督教全国两会”主席、会长，仍大致保持自由派神学本色不变，并努力吸收新的神学思想，为基督教的中国化努力。
1985年，他在金陵神学院讲座中公开介绍“解放神学”、 法国传教士德日进的“进化神学”和“过程神学”。
源自拉美的“解放神学”强调实践，参与社会，甚至改变社会。巴西大主教卡马拉曾说：“当我给一个穷人面包吃的时候，人们说我是个圣徒；但当我问到穷人为什么没有面包吃的时候，就有人说我是共产党。”这句话曾被丁光训多次引用。从中，不难看出“解放神学”与当年丁光训本人的选择之间，有相当程度的契合。
德日进认为，上帝用6天时间进行创造后，并不是永远休息。上帝的创造仍在继续，到今天为止，人是过去的创造或进化的一个半成品。而“过程神学”进一步认为，上帝不但是创造者，也接受世界对他作出的反应，并对之作出反应。人的使命是在创造过程中成为参与者。
“过程神学”肯定并突出“上帝是爱”的观念。这也是丁光训神学中最重要组成部分。2003年，他曾公开批评教会中“关于圣经有许多错误的看法”，并认为圣经中不全是上帝的话。如《申命记》中，以色列人出旷野后夺原住民的一切城邑，“将有人烟的各城，连女人带孩子，尽都毁灭，没有留下一个。”
丁光训说：“德国人是这样对待犹太人的。日本侵略我们的时候，进行大屠杀……我们是否可以想一想，这是不是上帝的话，我们所认识的上帝，就是在耶稣基督身上看到的上帝，会这样残暴吗？”
在丁看来，要离开那“威胁人的上帝”“行事像推土机的上帝”，爱才是上帝的最高属性，是上帝创造宇宙、推动宇宙的第一因。因高举爱，丁光训提出淡化“因信称义”。据熟悉丁光训思想的学者、学生说，这是他努力将基督教中国化的良苦用心。因为高举“爱”，能让基督教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摩擦最小，融入最为可能。
自马丁·路德改革之后，“因信称义”已是基督教的核心观念。基督教有强烈的“罪感”，人认罪悔改，信靠耶稣基督，即蒙神的恩典获得救赎，而“白白地称义”。
但在客观上，“因信称义”将信和不信之人化为两界，信者上天堂，不信者入地狱。圣经上还有“信和不信不能同负一轭”的教训。这是基督教在中国传播、与本土文化融合的最大障碍之一。也因此，产生了“雷锋能不能上天堂”之类颇具中国特色的神学问题。
陈泽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丁主教看到一些基督徒，强调‘因信称义’导致‘因信废行’，因此主张淡化。” 丁曾撰文指出：“假如你信仰基督，任何事都是许可做的，这就是‘道德无用论’所宣扬的。它所推出的是上帝准许基督徒和基督教国家做任何事情。” 更进一步，丁光训曾多次在演讲中提到：“作为基督徒，我在一定程度上对无神论者的主张要说‘阿门’。”
而连接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是爱。它能够打开信与不信的藩篱，直击一切人心中最柔软的部分。
陈泽民等熟悉丁主教的教师、学生都说，丁从来没有接受“因爱称义”，或用“因爱称义”取代“因信称义”。但前述神学思想已足够引起争论了。对偏保守、基要的基督徒来说，上述论述，如认为圣经中不全是上帝的话等，足够被判为“不信”。即使是金陵神学院的学生，也有相当部分对丁主教的神学观点持保留态度。
然而，除少数极端案例外，丁光训大致保持着一个院长的长者之风。曾有一名学生并不接受丁主教的神学思想。丁却在家请他吃饭、交流。那位学生记得，饭后丁光训送他出门，走出老远，他还看到院长在路灯下挥手作别。这位学生毕业后，未进入三自教会。但在丁光训故世后，他仍赶来参加遗体告别。
这种长者之风也体现在其他方面。身为“基督教全国两会”的主席，他却将“两会”比作脚手架。他说，待建筑物——基督的身体(按基督教义即指教会)——最后建立好，脚手架就无影无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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